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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最新演讲:当速度放缓,“起飞”后的经济可能会面临“坠落危险”

发布时间:2020-12-09 08:42   点击量:4582次

差不多两年前,2019年1月,海闻老师在中国经济大讲堂做过一个讲座,题目就是“中国经济的起飞”。今天很高兴参加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我特地选了“起飞”这个题目做进一步的讨论,也借此机会对海闻老师这一研究共同体表示敬意和感谢。


题目当中的“起飞”有很高的辨识度,因为在研究经济增长发展领域,只要讲到这个概念,就会想到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编者注)。


罗斯托是一个充满争议,同时影响非常大的经济学家。他是俄罗斯犹太人的后裔,移民到美国,是耶鲁的高材生,后来又去牛津读了硕士,又回到耶鲁读博士。二战期间他被美国战略情报局聘用,跟另外一位经济学家,用专业知识为反法西斯战争提供服务,主要研究怎么轰炸德国,以尽快赢得胜利。他们当时的结论非常有意思,就是要轰炸石油设施,而不是轰炸交通枢纽,这样做对法西斯的失败影响会更大,这里用的办法就是经济学非常基本的办法。


战后他在很多美国的名校任教,主要研究经济史、经济思想。因为他推崇经济发展,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先后被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美国总统重用,成为白宫的决策人物之一。当然,引起争议最大的是他推动越南战争,主张对越南大规模用兵,并且轰炸北越的南部。约翰逊下台后,美国的反战情绪已经达到二战后的最高点,所有学术单位都不再聘用他。最后他在奥斯汀,在以约翰逊总统名义设置的学校任教( Lyndon B. Johnso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编者注),给了他几十年静心研究学术的机会。


他关于“起飞”的思想,是1958年应邀在剑桥的一个讲座上提炼出来的。1958年讲座,1960年出版,题目就叫《经济增长的阶段》。我想,在学术传统当中,不会因为一个人物行为有争议而废除他的言论,他提供的思想,还有某种借鉴性。


罗斯托的增长理论,特别是起飞理论,比较可取的是把整个经济发展看作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函数可以描述和概括。既然是很长的过程,就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来研究。其中最关键的阶段,是传统经济。传统的特点就是靠自然资源,听凭天命,而不能主动地运用科学和技术。那么,等到什么时候起飞呢,就是开始把科学革命的结果,主动地大规模地有意识地运用到经济活动中去,改变要素投入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经济成长的水平,提高人民福利。


他认为,从一个传统经济走向现代经济,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加倍的努力,要有一个加速度。他从飞机起飞当中得到了启发。飞机起飞需要有个瞬间的加速度,没有足够的加速度,地球引力是不能被抵抗掉的,飞机是飞不起来的。起飞阶段是经济增长当中非常关键的因素,他根据历史经验,概括了三个条件:


第一,投资占国民经济的比例,要有5%-10%的投资率。因为如果没有5%-10%,按照当时的资本产出率,经济增长不会超过3%,如果不超过3%就抵消不了人口增长,抵消不了人口增长,经济总量虽然扩大但是人均所得没有持续的显著提高,那就不能叫做现代经济增长。增长定义就是人均水平持续显著的提高。


第二,就是主导,经济增长既然是个过程,它会在一些领域一些部门率先发力,然后传导到其他部门去。这种担任引擎往前冲的部门,要有明显的增长效果。比如英国早年的纺织业,美国的铁路建设,德国的化学工业等等。这是第二条,要形成经济主导部门。


第三条很重要,这也是罗斯托跟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把多数经济学家处理不了的科学技术、创新、冒险的企业家精神,纳入到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当中。他认为,第三个重要条件形成了生机勃勃的企业家阶层。有这些企业家进行冒险,进行创新,才能把技术逐步地代进经济过程。他认为符合这三条,经济就实现起飞。一般起飞要持续二三十年,然后趋向成熟,趋向大众高消费,趋向高品质的生活。这大概是罗斯托经济理念的主要特点。


他的长处就是看到过程,看到过程当中不是均匀的连续的变化,它中间会有一些惊险的跳跃,会有一些非连续的变动。比如人从爬行到直立,就不是连续的,他不可能慢慢站起来,他是一下子站起来,站不稳倒下去再站起来。


海闻老师在两年前的讲座里头大概也是用罗斯托的这个框架介绍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他当时有个很重要的结论,说中国这个飞机非常大,所以起飞的时间可能会长;起飞以后,需要持续的时间也要更长,才能走向高度的成熟。


我想在海闻老师的论点基础之上,再做一些进一步的讨论。比如说,罗斯托认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始于1952年。因为通过完成了近代以来结束战争、统一,然后进行工业化,形成强有力的带动部门,投资率(包括当时苏联的援助)显著超过了10%。同时,有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从事计划经济活动的这个行政部门来指挥部署全国的经济增长,所以说从1952年中国开始起飞。那么按照1952年起飞,二三十年的时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起飞就应该完成。


但是所有研究过中国经济的人都知道,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不能说已经实现了起飞。因为虽然投资率是高于5%到10%,也形成了强有力的工业主导部门。但是中国的整个结构的特点还带有传统经济的特征,80%的人口在农村。分享的国民所得也就20%~30%,农民阶级非常贫困,也就缺少购买力去消化工业品,工业的增长也没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内需基础,即使要起飞基本条件也不具备。所以1978年大概能看出中国尚未“起飞”。


那么,从1978年再往后算30年,中国的起飞是不是完成了呢?


我想,如果到2008年来看,这个问题分歧是会很小的。因为到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增长已经持续几十年的10%以上的高速增长,意味着投资在30%左右。假定资本产出率只有3%左右的话,这样的高速增长、强大的带动部门,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在城乡之间有了新技术扩散的条件。文化、教育、训练、各地的竞争都对这个过程起了作用,所以2008年,当科斯取得诺贝尔奖奖金,请了大概50位中国企业家、地方官员和经济学家到芝加哥开会庆祝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国应该说是飞起来。因为次年中国就成为全球经济第二大国,再过一年,中国就成为出口第一大国。再过两年,中国就成为进出口和工业产能第一大国。


在我看来,现在就需要转到罗斯托理论的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对起飞后的研究还不够,也许他的注意力都放在怎么让第三世界实现起飞,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经济最关键的一跃。但是对飞起来以后的经济,无论金融的飞行器模型,还是对经济增长后面几个阶段的概括,显得常常是一帆风顺的,仿佛只要飞起来以后就会走向成熟,成熟以后就会走向高消费,然后再推进到高品质增长。


中国的经验证明,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经验证明,飞起来以后的挑战可能被起飞还要严峻,飞起来面临的问题比起飞以前还要复杂。08年以后,我们认为经济速度可能会稳在一个中高速,会进入一个“新常态”——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词语。最后证明不是常态,而且还是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后来发生过好多事件,从2008年以后可以看到,虽然我们这个国家经济体非常巨大,总量非常巨大,但是分布极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一直悬在头上。


难度在什么地方呢?难度是经济已经飞起来了,高速度会带来所有参与者很高的预期。这时候速度如果发生变化或者经济发生变化,那对整个经济主体心理、行为的影响并没有飞起来之前还要严重。新常态没有维持住,以为在6%的增长应该可以稳住吧,然后就是中美贸易战,然后就是前所未有的新冠。这些时期都有偶然因素,但是加到一起跟日益进入开放、流动性极高的经济基本状态是有内在的关联。所以我们应该着重讨论,起飞以后经济怎么能够持续稳定?


中国经济现在毫无疑问已经飞起来,但是飞起来以后面临的挑战。我的看法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来自于开放经济下,穷国跟富国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古典经济时期的大卫休谟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休谟和斯密两个人都是苏格兰人,苏格兰在英国是落后地区,英格兰是发达地区,合并以后就出现了紧张局面,然后英国当时开始是远不如西班牙发达,后来是不如荷兰发达,后来跟法国较劲。所以,最早一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他是在这个视野当中研究经济问题的,他们都不是狭义的只研究苏格兰经济怎么富裕,而是在比较与竞争当中研究经济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原来落后的国家与先进的国家一旦来往会带来很大的挑战,这边是很低的劳动成本,那里是较高的劳动收入,一旦打通贸易,某种程度上对应劳动力出口,那么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就会发生作用了:到底是高收入阶层掉下来还是低收入阶层快速的涨上去?这里头会引发极其复杂的冲突,直到这次中美贸易冲突。把偶然因素去掉,背后的经济问题就是穷国富国之间的问题。


其实,休谟当年已经发现制造业是会跑来跑去的,他会从工资贵、地价贵的地方跑到工资低、地价低的地方,这种流动会带来什么影响?资本流动率总是高于劳动流动率,流动发生直至愈演愈烈以后,原来地方的经验呢?原来地方的工作机会呢?如果后进国家和先进国家都处在动态当中的技术进步,引起动态的比较优势的变化,如果一方的变动率持续的快于另一方,一方就会永久损害另一方。所以,这个逻辑推不出一个非常乐观的可以一直无条件开放的自由贸易的政策。这些问题对起飞以后的中国经济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因为我们虽然经济总量可观,但是在最关键的技术、最关键的领域还落后世界先进水平几十年。如果国际经济关系国家之间关系持续的紧张,先进技术、先进知识的可得性降低,那起飞后的经济要持续地飞是很困难的,何况中间会发生很多猛烈的颠簸。


第二个问题,中国这架“飞机”与以往所有经济学家研究过的增长起飞不同,它的体量极其巨大,是一架超大的飞机。不但超大,而且内部极不平衡,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城乡的收入差、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引起很多注意并且有很多研究,但是在我看来,收入差是表面现象,收入差的背后是技术的差别,是产业的差别,是观念的差别,是科学知识的差别。这个差别是深刻的,当今中国内部不同的地方,虽然在某些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可是当我们深入到某个领域就会发现,中国人跟中国人的看法有的时候比中国人跟外国人的看法差距还要大。这个挑战也会影响已经起飞的经济体在空中做所有动作的一个基调,因为内部有很大的紧张和很大的压力。我国也有先行区域,当年很发达,今天眼看着就是往下走的,或者停止了。这些问题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处理的不好,又已经实现了起飞,那个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


第三个问题,要维持平衡,同时还要有很大的动力。奔跑中的经济,只需把速度降缓,就可以平稳;起飞后的经济,把速度降下来,会有很大的挑战,甚至是坠落危险。中国经济需要有持续的、强有力的动力,否则那些还落后的尖端部分是没有力量,没有资源继续往上攻的。同时要维持平衡,维持总量、金融、产业、地区之间的平衡,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挑战。所以,这些方面的这个压力和冲力之下,并不能保证像罗斯托理论描述的一样,完成起飞以后就一定会走向成熟,一定会走向高品质生活,中间可能还会有波折,所以我们应该研究这些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争取使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中国这架巨型飞机,也包括中国以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机群能够顺利地起飞,做出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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